一个自由页面

我的朋友银色冲浪者邀请我在他迷失在网络边缘的博客上写一篇文章。为什么我决定接受呢？引用Sabine Hossenfelder的话来说，“为了保持我的理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需要写更多的文章来实现这一点。

首先，我要说一个职业同事联系我提出了一个提议。他从事一种在癌症医学诊断中使用的模式识别技术（如果你想到了’病理学’，你可能是对的）。在他的领域中，他越来越多地使用分子生物学标记来辅助诊断，这有助于将一种常常主观的实践转变为更客观和易于复制的模型。然而，用他自己的话说，“观察者之间和观察者内部的变异非常大”。特定的诊断与特定的标记模式相关，并通过科学测试验证。因此，每种诊断实体都有一个用于诊断的标记物"套装"，具有更高或更低的敏感性或特异性。在我们所处的国家和地区，一个问题是缺乏资源来进行"所有可用的检查"以提高诊断的确信度。因此，需要根据程序的"成本效益关系"和选择一个能够与"可接受的诊断能力"相关的"最小标记物集合"。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理想情况下工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工作。有时，我们无法确切地进行某些诊断，但这并不总是 临床相关。

举个例子来说明：在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对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分类中，“胚胎性肿瘤"组包括一系列需要一个或多个分子标记物进行确切分类的诊断。多层腔内玫瑰状肿瘤（ETMR实体有两个变种：携带C19MC基因簇扩增的变种，该基因簇编码miRNA；和没有这些分子变化的变种。显然，这个特定的分子标记是区分这两个变种所必需的。然而，在我们的服务中，这种分子变化的标记物是不可用的。因此，具有相符的组织学和/或肿瘤位置（它通常是第III脑室肿瘤）的患者最终被诊断为"未指定其他胚胎性肿瘤（SOE）"，并附有可能是ETMR的注释。然而，这在临床上没有意义，因为中枢神经系统的所有胚胎性肿瘤，除了髓母细胞瘤和非典型的肿瘤瘤样瘤外，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治疗。换句话说，ETMR或胚胎性肿瘤SOE接受相同的治疗并具有类似的预后（在一定的限度内）。因此，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投资于这种特定标记物变得次要。

提议：他告诉我他手头有一些来自未充分使用的试剂盒的“剩余”标记物，而且在接近到期（或稍后）时可以用于标记一些样本。他提到了3个彼此无关的标记物，并坦言对它们在特定诊断中的发生频率并不清楚。最后，他问我是否有办法“做些什么”来“利用”这些材料。所谓“做些什么”，他的意思是获取一组样本（我可以选择其临床相关性），以确定这些标记物的存在，并可能得出某种_相关_结论（我认为最后一部分是我的责任）。这个提议中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值得逐个考虑：

肿瘤学实践中的昂贵物质浪费：

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近来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可能涉及道德问题[1,2]。在我们国家，规定各不相同，但仍然以同样的方式鼓励资源浪费。所提及的分子诊断检测试剂盒是为最低数量的案例购买的（通常为数百个或更多），且在打开后的使用期限有限。因此，如果某个特定诊断服务需求不足，就会浪费大部分试剂盒，这会增加实施的程序成本，而且显然会造成浪费。这也会发生在药物上，但我们将重点关注分子诊断检测试剂的情况，因为它们成本高昂。

理想和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将样本集中在参考中心，以尽量减少试剂的闲置。然而，这方面存在一系列障碍。在此特定情况下，进行检测的服务是我所工作的公共服务的外包公司。企业有限制合作的动机：竞争。尽管与将服务外包给集中单位相关的成本降低最终会超过竞争，但竞争仍然鼓励企业直接提供服务，而不是雇佣第三方进行服务。由于企业所获得的资金足以应对一定程度的浪费，因此浪费“已经被付费”。如果有一项明确减少与浪费相关的资源支付的政策，可能会迫使规模较小的企业将不太频繁的服务外包给那些集中提供更大区域服务的公司。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即将样本发送到其他中心进行分析比进行现场分析更经济。

在我们国家，公共合同通常鼓励浪费政策，加剧了由于资源限制而提供更全面服务的困难。有多种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合同的灵活性较低，透明度有限，各个层面上存在腐败现象，或者涉及的人员技术准备不足。因此，昂贵试剂常常被浪费并被丢弃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将其用于科学研究似乎并不是最佳解决方案。

为什么要进行科学研究：

请注意，Markdown格式在中文环境中并不常见，因此我将为您提供纯文本的翻译。以下是您请求的文本的中文翻译：

一个介绍神经肿瘤学的有趣的“开放式研究笔记本”模型的博客，发布了一篇关于为什么进行临床研究的帖子。以幽默的方式，它列举了进行临床研究的“错误理由”。我同事提出的建议很符合第四点：“我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一定有些有用的东西可以得出来！”

每一项科学临床研究都起源于（或应该起源于）我们需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尚不知道如何解决的情况。如何治愈某种疾病？对于一种疾病有两种有效的药物，哪一种更好？确认某种疾病的诊断的最佳方法是什么？不同人种、性别、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疾病的发病率差异？提出一个问题，将其转化为明确的问题，几乎总能通过临床实验设计找到答案。然而，这不是当今进行临床研究的主要动机。大多数对临床研究感兴趣的专业人员（至少在我们国家，但我怀疑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不是为了回答问题，而是为了在简历中获得一个头衔。多数是为了满足研究生课程要求或提高获得学术职位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_纯粹和单纯的虚荣心_就是唯一的动机。

因此，并不奇怪，一个如“剩下的试剂，我们可以用它做些什么”的荒谬理由变得完全可行。即便如此，如果有一种理性的研究，等待资源来实现它，并且以这种方式可获得的试剂可以部分补充这种举措的资源，那么它可以成为_一个值得商榷的想法和良机_。然而，显然，这不是我所接受的提议的情况。它没有任何理性基础。事实上，我的同事正希望我_找到一个理性基础_，这种方法反转了方法论，可能导致严重的偏见。我不需要说我对此不太赞同。

我们国家的临床研究悲剧：

在过去的两年中，现任政府进行了有史以来对科学技术领域的最大削减corte。更不用说对教育的多次削减。再加上目前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投资已经降低以及人口对高质量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足。在我们的国家，人们的教育水平低于预期，尽管我们正处于人口金字塔中最年轻的年龄段占优势的阶段。从历史上看，这是劳动力潜力最大且教育投资会带来更好未来结果的阶段。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在我们国家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窗口，这将给后代留下后遗症。

从我们国家的临床研究的角度来看，它几乎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还普遍存在一种文化认为临床研究是次要的。不久前，我有机会在我所在单位的专业会议上听到一位同事说的一句话：“我不在乎了解分子生物学，我只关心如何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因此，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我们国家主要角色是_技术的消费者_，在各个领域，包括临床，失去了_技术生产_的能力。这是可悲的热带地区。与此同时，总是会有研究生希望利用某个地方浪费的昂贵资源的“剩余”来进行某种“工作”。

参考文献:

1. Goldstein DA, Hirsch A. A Policy That Encourages Wastage of Expensive Medications—The JW Modifier. JAMA Oncol. 2018;4(2):155–156. doi:10.1001/jamaoncol.2017.3997
2. Zapata JA, Lai AR, Moriates C. Is Excessiv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 Adverse Event?. JAMA. 2017;317(8):849–850. doi:10.1001/jama.2017.0698